当笔者若有其事地拟出“大蓝图没有可取之处,太平华社坚决反对有关的文化遗产城市特区计划,太平人最大的意愿莫不是要求无限制的全面发展”的反话时,其实矛头乃是指向盘据于此间的资产阶级与政治集团。
这拨人的目光浅短,只会追名逐利,以致得利忘义,或者时时刻刻莫名其妙地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民事争风吃醋,然而却把涉及了公共性──社区的整体利益和未来发展──的问题推来推去;反之,最岂有此理的是,对于别人的意见,即使是城市规划专家的建设性观点,他们总是加以责备:不对,行不通的,这样做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事实上,《太平文化遗产城市特区大蓝图》恰恰代表了一部分人士的梦想,既在不破坏现有城市景观与环境素质的原则下,利用历史古迹创造经济价值,完善公共设施驱动社会发展,提高行政效率促进文化竞争,其主要构思和愿景,便是为各阶层民众打造出一个适于居住、工作、休闲以及进行商业活动的人性化生存空间。
这项工序繁杂的计划,经由三个公共机构合力协作之下才得以顺利完成,它们分别是隶属全国房屋与地方政府部的马来半岛城市及乡村规划局、霹雳州城市及乡村规划局与太平市议会。在研拟的过程中,专案小组多次召开圆桌会议和进行实地考察,冀图让参与者都能贴近、深入以及洞见跟此间息息相关的诸种问题,审慎地展开全面而多极的辩论、摸索,集思广益,最后始有上述品牌设定与发展策略之衍生。
从技术的层面来讲,太平文化遗产城市特区所占的范围并不大,就算涵盖了太平湖休闲区在内的所谓“Zon Warisan”(包括首要保护区和次要保护区)大约只有145.85公顷,相对之下,被核定为缓冲区的土地面积则高达483.52公顷。显而易见,除非大家毫无意愿在本市未来发展的问题上达成共同的理解及共同的目标,否则,倘要实现这个梦想显然容易得很。
初读《太平文化遗产城市特区大蓝图》,我们难免会不自觉地受到其上下文的诱导而产生错觉:七大主要工程的设计都是为了刺激旅游业,但不是以解决老百姓日常生活问题为导向的。例如,其一、建议将坐落在本市中心地带的大巴刹修建成两层楼的文化与艺术坊,里头辟有逾百个单位,可租用来经营咖啡屋、服装店、古董店和手工艺品店等等;其二、建议借助此间现成的历史古迹辟建一条太平文化遗产走廊,同时备有巴士、马车、三轮车以及有轨电车等载客服务,好让游客们能够逍遥自在地漫游其间。
尽管如此,其中亦有不少篇幅,环绕着改善街区道路与公共交通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比方说,没有利用精明科技来确保车辆的流畅度,而且道路规划很明显地偏重于拥车阶级,对脚车骑士和行人非常不友善,缺乏安全保障;对残障人士而言,简直寸步难移。
不晓得是否基于上述因素,《太平文化遗产城市特区大蓝图》中居然有一项社区改造工程,既是建议把古打路(Jalan Kota)这条笔直大街改成单行道,同时提升城市地标与空间的美观,冀能给人一种“sense of welcoming”(欢迎光临的感觉),堪称为一项令人神魂颠倒的大胆创举!可是,自从太平市开埠以来,古打路一直都扮演着特定角色,除了作为进出市中心的交通要道,分布在两旁的百年街屋,更是老百姓取得各种生活必需品之处,俨如一条价值不菲的金链子。有鉴于此,那些地方豪绅一听到它即将发生变化,便不停地哭天喊地,大家也就不足为怪了。
根据了解,一旦经过改造/升级以后,古打路始终维持着所谓“购物街”(shopping street)的功能。纵使目前仍无法预见到,此举是否有助于纾解日渐拥挤的交通流量(这是多重目标之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街屋相依,沿街植树,砖石铺路,车辆疏落,众人慢行交织而成的城市景观将会构成太平市独具一格的当代形象。
广场文化普遍盛行于欧洲各国的大城与小镇,实际上乃是得益于当地特殊的城市建筑和空间形态──广场,与其说是公共生活高度集中的地方,毋宁说是最能体现、开展并且塑造群众文化的地方,游唱,讲古,演说,劲舞,杂耍,游行,抗议,很多可能性。──广场文化处处展露出来的生命感、行动力显然表征了一个文明城市的个性,而且还具体表现为一种自娱娱人的审美实践活动,著名艺术家席德进也不禁心驰神往:
“在露天咖啡座里,温暖的阳光,照得你怪舒服的;叫一杯冷饮,或要一道法国菜,由你慢慢地去打发那时间。这时会有‘音乐家’带着吉他、手风琴,和提琴走到你面前来为你演奏一曲,随后你得掏出几个钱币来施与。”(《席德进的回声》,香港:文艺书屋,1968)
总而言之,无论是文化遗产领航地方发展,还是社会繁荣仰赖经济增长,一个展望未来的城市就像活着的人一样岂能没有梦想?
原载《光华日报·异言堂》作者专栏“肉身思考”(2009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