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对谁负责？

天啊，居然没有一个国阵成员党的党魁愿为本届全国普选成绩负起责任！对他们来讲，或许，诚如被大众媒体与时评作者广泛引用的“政治海啸”之解读那样，它仿佛一场自然灾难，天意嘛，变幻无常！

就政治教育的层面而言，国阵再次向老百姓做了一个很坏的示范。显然，在所谓“票箱民主”的实践过程中，他们最关心的，莫过于如何利用选票与席位来套换彼等的公信力，乃至加固本身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

因此，奖惩制度不能落实，有赏无罚，压根儿就无法催生一种具有政治责任（Political Accountability）的领袖典范。

比方说，人民进步党主席卡维斯至今仍矢口否认此役的惨败，乃是其隶属政党以及个人遭到绝大部分选民的唾弃所致。当这名空头政客获知被分配到原区上阵后，竟然还推三推四，他说，某些发展计划“由于涉及错综复杂的繁文缛节程序，未能在短短三年半任期中获得批示核准。”（《星洲日报·大霹雳》，2008.02.28）

稍后，反风猛刮，就在投票日前五天，这名太平国会议席国阵候选人却如有神助般迅速地为此间华联第二小学争取到一块校地。

3月5日《南洋商报》刊出将近全版、彩色的报导，“申请30年终到手／华联二校校地多两亩”；《星洲日报》则打了充满悲情意识的标题：华联二校苦盼数十年终获校地。同时见诸于报端的，还有一张卡维斯和林炳栋、黄奇发、高天赐等多位校董以及苏维江校长的大合照。

由县署发出的公函上，确实志明了与华联一、二校现有校址毗邻一块约莫2.867英亩面积的土地为“tapak sekolah”。尽管如此，众所周知，一所华小能否开办或者迁校，往往受制于州议会与教育部的不合理政策。况且，区区不到三英亩、单单是填泥工程便要耗资数万令吉的沼泽地竟可以打乱、取代董事部拟议中的迁校计划么？它真的是华社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么？否则，凭什么要劳师动众去向他点头哈腰！

事实上，有关函件也志明了目前两校所在的7英亩土地，早在1957年10月31日便已通过宪报颁布为太平华联中学的校地。

关于这个问题，据一名文教界前辈的忆述，在1970年代中期，华联中学与华联第一、第二小学董事部三造在华联文教（非营利）有限公司推动下共同达致一项协议，即为了解决学生爆满、课室不足的问题，而将中小学的校园对调使用。一校和二校则每年交替分上下午班上课，前者负责缴交地税，后者务须向当局申请地段展开迁校计划。

由此可见，几十年来，历任华联一、二校董事长显然都没有践行其社会责任（Social Accountability），该做的事不去做，于是形成了该地段仍旧归属太平华联中学的尴尬局面。《南洋商报》将之诠释为“华联二校校地多两亩”，岂不是更加不负责任？

公民社会的参与者的主动性介入与义务性承担是必要的，然而民主的成果却不可能一蹴而及的。倘若大家能够同心同德，先人后己，从政治责任到社会责任到公共责任（Public Accountability）的超度、深化和普及，对于未来的主人翁的命运，恐怕才是一种保障！

◎原载《光华日报·众议园》作者专栏“肉身思考”（2008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