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看清楚了彼此对推行文化艺术政策一筹莫展的一致性，我们大可不必客气地说：民联以及国阵简直就像天下乌鸦一般黑！
且以《太平文化遗产城市特区大蓝图》为例：大体而言，翻阅这本无论是发展目标、概念、策略乃至七大主要工程、三个执行阶段、实施方式指南与所有经费预算等都经过相当周详而具体地研拟完成的城市升级／社区重造计划书，的确让人浮想联翩。虽然在〈历史遗产城的再思考（一）〉中对上述大蓝图颇多微词，思特雅大学建筑系讲师张集强却不吝褒称“太平市政厅已经找到了太平市正确的发展方向”；而且，亦为同乡文友的他还说明：“此计划能够跳脱经济发展建设的迷思，而利用现成历史资源，巩固太平市历史景观的特色，再将它们转化为观光发展的动力，相信众多热爱太平文化的人会为此拍手叫好。”（详见《星洲日报·星洲广场》作者专栏“街巷语丝”，2008.11.23）
偏偏民联主导的地方政府信心缺缺，深怕两头不到岸──毕竟全程估计需要耗时十二年，如果中央政府不给钱，有关计划肯定动不了，短期内如何激活本市经济呢？唯恐引起民怨民愤民意逆转，将来想要保全议席和权位岂不都成问题了，风险太大，──所以，接着才有透过霹雳州行政议员暨太平区国会议员倪可敏之口泄露的申遗方案。
不过，申遗方案莫不是远水难救近火么？更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聪慧如倪氏者会有“列入世界遗产城市”便“可以促进太平经济”这种逻辑上有欠精确的思路呢？是他一时兴起嘴甜过了头吗？抑或……
众所周知，许多地方豪绅一向来都把经济问题／商业利益视为比自家神主牌还要重要的东西。它往往也跟民生问题／公众利益与选票胡乱捆绑在一起，成为政治人物用来捞取政治筹码，囤积政治粮草，以及稳固权势和地位的手段而已。
譬如像“benefits for all”的呼喊声，有时候真是响得如雷贯耳，有时候则否，其中的落差，似乎关系到看谁在说话了。对一个高高在上的政治权贵而言，实在很难明白众人老是口诛笔伐吵吵闹闹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然而，那些既失势又失宠的过气政客，一如卡维斯（前任太平区国会议员）、杨诚志（前任后廊州议员）还有何章兴（前任保阁亚三州议员）之流，或许就比较能切身地感知、体认到“先己后人”的代价了。
最近，此间市议会通过及核准甘榜占武泊车收费计划一事，后者便通过《光华日报》（A15，2008.11.25）大事批评参与决策的民联议员们敷衍塞责，不敢说出真话，避重就轻地掩盖事实，误导老百姓。他尤其希望倪可敏“可以在利用州行政议会的行使权，取消在当地将要实施的泊车收费……”，免得众人在这场全球经济风暴中增加负担。
倪氏接不接受何氏的规劝倒不是本文焦点所在，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经由前辈现身说法，原来如此，我们终于了解公共行政权如何能够起着干预性与决定性的作用：第一、选择赞成，一项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计划就顺利通过了；第二、选择反对，凡是将引起工商团体强烈不满的提案则被否决，被搁置了。（除此之外，公共行政权当然还可以衍生其他不同的可能性。）
深一层地讲，当一名具有行使公共行政权的政治人物──议员本来就非道德上完美无瑕的“伟大的神”，他只不过是个人物罢了，──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如何可能使倒权力回避、拒绝欲望之恶、人性之恶和政治之恶，从而实现符合整体社群利益的行动。所以，换句话说，权力若是无法遵照其正当性以及合乎目的的理想模式来操作，那就无异于一种赤裸裸的“政治暴力”了！
回过头来，就“太平文化遗产城市”这个个案来看，其中便充满着“政治暴力”的风险。或许，值得老百姓关注的有两个问题：面对强势的工商团体与地方豪绅的压力，倪可敏在衡量政治得失之后仍会坚守立场吗？否则，倪可敏会不会不顾一切地亏空太平选民对他所寄托的期望和信任？
后一个类似“倪可敏会不会出卖太平人”的假设题，主要立足点，在于他能不能运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去辨析、去判断与全力支持这项足以为太平市带来了持续性发展潜能，以及为太平人打造出人性化生存空间的大蓝图。简而言之，先人后己，“benefits for all”。
最后，请容许我摘录《太平文化遗产城市特区大蓝图》结束语的两小段文字来跟大家（包括霹雳州民联政府全体人民代议士）共勉之：
“重新发展与美化城市的计划乃是为了使到太平市及其周遭环境更具吸引力，以及让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倍增舒适感。……有鉴于此，为了达到这个愿景，许多重要的事务与正面的改变需要马上进行，冀能全面而广泛地推动这个城市的发展。
作为结论，理解古迹保护的基本原则、哲学思想和修复古迹的职业道德显得非常重要，同时，这些观念还应该灌输给那些直接涉及古迹保护工作的相关人士。寄望诸多古迹保护的措施有必要继续开展，以免散落在太平文化遗产城市一隅的无价之宝惨遭破坏。”
原载《光华日报·异言堂》作者专栏“肉身思考”（2008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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